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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烨新片《兰心大剧院》的剧本采用了她的小说,虹影:不再饥饿的

2019-10-31 12:47:20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41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原标题为“红英:女儿不再饥饿”。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起诉。

温/卡森

作家洪英

上海之死

洪英接受采访时刚刚从威尼斯电影节回来。在威尼斯,她和创作者走上红地毯,观看了《蓝欣大剧院》的首映式。《蓝欣大剧院》遭受了一些损失,仅在8月28日开幕式后一周首映。然而,娄烨和巩俐的结合仍然吸引着国内外媒体,现场爆满。红英告诉我看这部电影的感觉:“这是一部非典型的娄烨作品。电影中现实和幻觉之间的过渡和联系是非常自然的。这是戏剧和戏剧之间的关系,就像小说中走进动荡颓废的上海海滩。”

娄烨和红英相遇时,他们原本想改编她的小说《英国情人》。巧合的是,他们第一次有了“上海之死”的合作。许多改编自小说的电影都是为了有一个小说的基础和放入新的东西而设计的,但是“蓝欣大剧院”有很高程度的修复。红英说:“娄烨是保持小说气息不变的导演。他具有极高的文学敏感度,对小说进行了仔细的思考,最终在电影中体会到了小说的独特氛围。”从已经发布的预告片来看,上海似乎被黑白阴影笼罩着,舞台上充满了歌舞的幻觉,舞台下是各种人物的生死和当前形势的暗流。

《上海之死》是什么样的小说,为什么会吸引娄烨?

这部小说的初稿于2004年定稿。与虹影著名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不同,《上海三部曲》(《上海之王》、《上海之死》和《上海魔术师》)是虹影围绕上海城创作的一个虚构故事。1941年,明星俞进从香港回到上海,住在国际酒店,为新剧《上海狐步舞》的演出做准备。颜瑜的明星身份只是一个幌子,但她实际上是一名由美国训练的间谍。她只有10天时间来获得关于当前形势的重要信息。各种各样的人物轮流出现,建立了一个复杂而混乱的上海名利场...

因为“三部曲”,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洪英是一个擅长写上海的作家,有着类似上海学派的细腻和柔和。她笑着说,“我很小,很有欺骗性,但实际上我是个女人。”当她穿着旗袍,留着黑色长发和刘海儿,化了点妆时,她是昔日的东方美人。殊不知,洪英出生在重庆,18岁前在这座山城长大。归根结底,重庆是虹影写作的源头。"我写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最后我写重庆."在她的骨骼和血液中,强烈抵抗的基础一直存在。这也是娄烨后来在采访中提到的原因。这部电影的初衷是:“红英的《上海之死》也许不是她最完美的小说,但却是最特别的一部。她的作品中的女权主义吸引了我。”

红英笔下的余金(巩俐)有着特殊的女性意识。虽然她出身悲惨,早年被美国养父休伯特收养,并被训练成美国间谍,但在最终面临是否要将日本进攻珍珠港的计划通知美国的问题时,余瑾选择跳楼自杀,从而保守了一个可以控制当前局势的秘密。

洪英说:“虽然《上海三部曲》系列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每个女人的故事中都有一个“我”。我是一个从小就被踢出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我的人生道路是长大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小说中的于进也是如此。没有这种坚强的意志,她会被生活压垮的。”

红英写的与其说是关于战争背后的传奇女性,不如说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成长,她如何面对爱和恨,以及她如何通过一个历史事件选择生与死。“如果我1941年住在上海,我想我会做出和俞进一样的选择。”红英说。

娄烨电影《蓝欣大剧院》剧照

从自传到小说

我和洪英在不同的阶段谈论她的写作。在写自传体小说之前,红英写诗。20世纪80年代,洪英成功逃离了原籍家庭。“每天,我都会在劣质香烟和廉价葡萄酒中与黑帮诗人、画家和小说家混在一起,在我的小包里放着避孕套。”她写了一篇小论文。当时,红英充满了冲击,并有随时毁灭自己的倾向。文本中流淌着强烈的“性”欲望的暗示。与小说家洪英相比,“诗人洪英”只存在于研究她的写作语境的人当中,不为太多人所知。

我最早接触到红英的作品是她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在这个故事中,红英的出生和成长不再是秘密。作为一个“私生子”,她年轻时就面临着超越年龄的沉重负担,“边缘化”可能是她18岁前生活的背景。贫穷、艰难和自卑就像附着在内心的黑暗物质。这种生活经历曾经摧毁了她,“饥饿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灵魂的饥饿。”当红英告诉我她童年的故事时,她让我哭了好几次。经过这么多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还感谢过去的痛苦经历锻造了她。由于红英在他的自传小说中透露了许多家庭秘密,引起了亲戚们的抗议,这种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是红英哀叹血浓于水,无法改变。后来,她为重庆的兄弟姐妹买了一栋房子,并帮助他们的孩子出国留学。

红英有许多兄弟姐妹。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家人很少进行精神交流。晚饭后,她关灯睡觉了。冷漠和精神暴力成为她早期作品的内容。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好孩子的花》是在她母亲去世后写的,并继续讲述《饥饿的女儿》的故事。在小说中,她回到重庆参加母亲的葬礼,追溯到她年轻时离家出走,后来和丈夫移居海外的婚姻,在这段时间里,她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她的生活处于痛苦和崩溃的边缘。她说:“有一种命运将你推向小说家的方向。不管你喜不喜欢,苦难总会在你的生活中适时出现。”

为什么要写有争议的自传?她说:“饥饿的女儿就像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了真实的我。镜子太神奇了。它能反映一个人内心的恶魔。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怪物,照照镜子!”写完过去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

上海已经成为虹影“流浪世界”的重要一站。也正是在这里,她找到了下一阶段的写作方向。从重庆到上海,洪英在复旦大学学习写作。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私生活”写作曾经非常流行。同一时期大部分受欢迎的女性作家都在她们的“私生活”中挖掘出女性写作的特殊性。这时,红英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女性写作。从自传体小说到历史小说的转变是对虹影创作的文学探索,还是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她说,“事实上,两种不同的写作方法需要面对人性。不同之处在于自传体小说考验作家的自我判断精神和勇气,而历史小说需要更强的想象力。”红英做了很多笔记工作,研究了上海的历史。可以说,过去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比小说好得多。”这种感觉令她着迷。

在梅雨季节,法租界印度河的树叶被雨水淋湿,铺上了街道。街头小贩父母的烟火很短暂。同时,它包含了世界形势。各种各样的种族都可以在这里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西结合让虹影的毛孔都张开了。接下来是她与上海有关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后来受到电影业青睐的“上海三部曲”。

“重庆和上海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属于长江流域的城市,在战争年代被各种力量占领,非常复杂,这让我隐隐有些熟悉。然而,它们完全不同。重庆是一个不会被任何外来文化改写的城市,所以它的核心是非常坚韧的。我的血液里有一些坚韧不变的东西。当它与上海的“模糊性”和“世界”相碰撞时,我发现了奇怪的快乐。黑帮小说成了观看老上海的放大镜。”红英说。因此,在她的上海小说中,除了当地帮派,犹太人来了,美国间谍来了,日本侵略者来了。这些复杂的线索交织在虹影的《上海》中,这是女作家小说中一种不寻常的模式。

她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里浏览了上海的战争年代。许多人认为,也许有一个中国女人有能力改变上海之死所描述的世界历史进程,这是真的,但由于她的个人考虑,她最终决定让历史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洪英曾经从这些资料中获得许多真实的历史故事。在日本海军进攻珍珠港之前,盟军似乎已经收到了几乎正确的信息,但为什么它最终没有到达。原因很复杂。例如,英国截获的信息曾被丘吉尔扣留,所以《上海之死》中俞进的信息有非常可靠的参考。如此深入的考证给了虹影的上海故事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而不是空中楼阁。

成长是女人生活的命题。

除了和红英谈论电影和小说,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她的混血女儿塞普。结束第一次婚姻后,她嫁给了亚当·威廉姆斯,一个早年经商后来成为作家的英国人,并在45岁时生下了他们的女儿Thupper,这改变了红英的一生和创作。这也是红英作品的第三阶段。

她母亲去世后,红英说她有一个梦想。一只小蝌蚪在重庆的河里游泳。一只大蝌蚪跟着她。小蝌蚪的声音和她的妈妈一样。上面写着:“很好,你第一次是我的女儿,你一直是我的母亲。”。我们将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第二年,桑普来了。不知何故,她不得不为女儿做点什么。

过去,红英可怕的出身家庭让她充满了生孩子的恐惧。她从未想过给这个世界带来生活。直到她知道自己怀孕了,她才开始意识到生活中的变化。“是母亲的角色让我跳出了与过去的关系。我曾经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我将把我的故事献给谁?”-‘给我女儿桑普’写在每部出版的小说的标题页上,这成了她写作的动力。洪英以前从未读过儿童书籍,他开始研究儿童文学。2014年,红英写了女儿的第一部儿童作品《奥登女孩》。

虽然红英在成长过程中被边缘化,但她总是抱有一些小小的希望。有一次,邻居的妻子借给洪阿英一本书,让她在语言的海洋中驰骋,忘记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这些“希望”后来成了她想告诉女儿塞普的故事,邻居的妻子成了她《李娅传奇》中葛太太的原型。“很多人对我很坏,但仍有对我好的人,就像黑暗中的光明一样。我相信这种光的力量,我心中有希望和梦想,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支持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作为一个母亲,红英把她过去的经历变成了精彩的生活经历和与孩子的对话。在洪英看来,也许有一天他会比女儿早一步死去,但是留给女儿的儿童书籍可以显示她的爱和友谊。多年来,红英放下了成人小说,把他所有的温柔和爱都献给了儿童书籍。近年来,他一共完成了六本儿童书籍。与其说她伴随着女儿的成长,不如说她女儿又陪伴着她度过了童年。“写完自传小说后,我真的审视了自己的过去。有了女儿后,我真的平静了过去的生活。”

用来总结红英生活经历的“和解”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这有点像批评家使用的一个词。一方面,他们希望作者有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视角;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没有“真正痛苦”的文学力量将被驱散。当我问红英这个问题时,我们谈到了文学的力量来自哪里。故事、语言和精神对比都可能包括在内。“我认为宽恕、宽容和自我判断是文学中更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女儿唤醒了我,但改变了写作方式。我仍然是一名女战士,在文本中书写女性的反叛。”她说。

洪英的早期自传体小说《桑普》尚未被阅读。红英对她说,等你长大了再说。她不怕在女儿面前诉说她的痛苦,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桑普有时忍不住问她,“妈妈,我能看吗?”红英说:“让我们等着。”

洪英很幸运找到了继续写作的理由。在今年9月出版的小说《罗马》中,她再次回到了成人世界。这次不同于许多年前。回到成人世界,虽然红英的笔触不再给苦难蒙上阴影,但她真的已经成长为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有很多恐惧,但我们可以让别人在工作中不再恐惧。”罗马是一个献给像女儿一样的年轻女孩的故事。他们应该如何对待爱和自由?当她再次回到成人的故事中时,有一种对苦难变迁的回顾,这是另一种影响深远的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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